酣酣斋酒牌,建构中华酒文化博物院断想

建立中国酒文化博物馆的断想

酣酣斋酒牌

酒与人类有着不解之缘。酒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中国是个产酒和饮酒大国,下层老百姓和上层贵族、文人士大夫都饮酒,上下层民人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的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因此,酒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刘锡诚

文坛前辈胡山源先生1987年在重印他在1939年编著的《古今酒事》时,在扉页上的题签,表达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与酒的情缘:“埋愁无地,倚醉有缘,于是有《古今酒事》之作。今重印,不禁感慨系之。爰吟短什,以展长怀:‘不胜一焦叶,徒了酒中趣。耄耋逢盛世,飞觥应无数。’”在民众的生活中,无处不见酒。《诗经》云:“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汉书》:“百福之会,非酒不行。”《左传》曰:“酒以成礼。”……这都是说的酒与生活的关系、酒在民俗中的地位。关于酒的古典诗词,可谓车载斗量;关于酒的艺文趣事,不绝于载籍。

明万历间的刻本《酣酣斋酒牌》原本由郑振铎所藏,共收录明代酒牌画47幅。

许多酒厂都建立了酒文化博物馆或陈列馆,我参观过杏花村的汾酒厂及其博物馆,宜宾五粮液酒厂及其陈列馆,贵州茅台酒厂及其陈列馆。应该说围绕着本酒的源流与生产,都有较为丰富的收藏,且各有其特点。但中国泱泱大国,大酒国,却没有一家综合性的中国酒文化博物馆。如今牛栏山酒厂提出要建一座中国酒文化博物馆,且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认可,批了五百亩地为馆址,我为此感到欣慰。2010年12月25日在酒厂所在地召开了论证会。应邀到会专家有:李士靖(北京饮食文化协会副会长)、刘满来(北京老字号协会副会长)、华觉明(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周嘉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资深学者)、洪光柱(《中国酿酒科技发展史》作者),宋兆麟(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赵书(北京市文史馆员),鄙人也忝列其中。这些人都是货真价实的专家学者,每个人都在某个方面深有造诣。大家在欣喜的心情中,对在北京建立和建设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酒文化博物馆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酣酣斋的酒牌是刻在木板上而且印成了册页的。每个酒牌刻绘一图,“图中所绘,大都是放旷多才的酒徒,如孔融、嵇康、刘伶、阮籍、陶潜、贺知章、郑虔、张旭、石曼卿等,而以李白冠其首。”(《跋》)每一牌上,以一个饮酒名士的事迹,构思一组人物画面,附有一段文字图说,并在牌的顶部标明该牌所代表的钱两数额。如第一枚酒牌,画面上画的是酒仙李白和当朝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图说为:“李白每醉,为文章未尝少差。玄宗召之,为降辇步迎,时白已醉,乃以水頮(hui)面。入见,醉不能登,上命力士掖之。其受宠眷如此人,号之曰醉圣。/自饮大杯,合席小杯,说时令诗一句。”牌之顶部标明“无量数”。又如次一级的“万万贯”牌,所绘为嵇康等竹林七贤图,图说为:“稽(嵇)康为人,昂昂若孤松之独立,其醉犹如玉山之将颓,常与刘阮诸贤以饮酒放达为务。故号为竹林七贤。/邀七客同饮。”依次下来,画有贺知章的酒牌为“七十万贯”,其图象为贺知章作骑马饮酒之状。图说云:“贺知章,官权(秘)书监,号四明狂客,一见李白即解金龟换酒,固(故)结为饮中八仙。杜诗云:骑马似乘船者,盖状其醉态耳。架马者饮。”总之,每一个酒牌都画有一个著名饮酒之徒的轶闻佚事。文字虽略显粗疏不雅,但画面却剪裁得当,趣味盎然。看来是在饮宴时,席上饮者抹到什么酒牌,就按酒牌上所示罚而饮酒:或抹牌者饮大钟,合席饮小钟;或合席一起饮;或由抹牌者任举一客,掷“喜相逢”二次为戏;或自饮一小杯,强人者饮一大杯,左歌右唱。不一而足。

既然要建立一座中国酒文化的博物馆,那就应全面地历史地反映出中国酒文化的全貌,而不应是一座某个酒厂或某个酒种的博物馆。至少应包括:第一,一座酒史馆;第二,一座酒的酿造、酿法馆;第三,一座酒器(造酒、饮酒)馆;第四,一座觞政与艺文馆;第五,一座酒俗馆。

“酣酣斋”出品的这些酒牌图绘,出自新安县刻工黄应绅之手。据编者所撰书跋推论:“黄氏是新安刻工名家,据现在所知,万历间新安汪氏环翠堂刊行的《环翠堂园景图》,刻工为黄应组,与黄应绅当为兄弟行。又万历三十三年刻本《程氏墨苑》为黄应泰镌;万历三十五年刻本《状元图考》为黄应瑞镌,他们和黄应绅均以‘应’字排行,大约也是同族较远的兄弟行。据此推断,则《酣酣斋酒牌》刊于万历年间,殆无疑义。”酒牌所选之著名酒徒及其轶闻佚事,甚至包括在朝廷作过高官、举荐过李白到朝廷里当待诏翰林的贺知章等,实足反映了明代中叶之后士大夫阶层中狂放不羁、蔑视礼法的趋势,和追求思想解放的时代风尚。

《晋书》中关于“曲水流殇”的记载:“束皙:昔周公卜洛,流水以汎酒。故《逸书》诗曰:‘羽殇随流’。波其后三月三日,曲水流杯,即其遗事。”绍兴有“曲水流殇”流杯亭。宜昌五粮液酒厂也建了此景。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图绘原来可能是刻在象牙骨牌上的,而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图绘,却是刻成木板并印在纸册上的。也许这些酒牌原本就并不是骨牌,而是纸牌吧。从其所刻之图画及其含义来看,也与明代小说《金瓶梅》里西门庆与李瓶儿所玩之牌有所不同(《金瓶梅》第十六回《西门庆谋财娶妇应伯爵庆喜追欢》里写道:“李瓶儿同西门庆猜枚。吃了一回,又拿一副三十二扇象牙牌儿,桌上铺茜红苫条,两个灯下抹牌饮酒。”)。鉴于《金瓶梅》里所写的骨牌,多为闺阁中人饮酒行令时用,故尔有研究者认为,明代的“骨牌以闺阁为多”。就新安酣酣斋的印本酒牌而言,此论也不尽然。而从绘画艺术上来说,确如《跋》作者所说:“刻工极尽柔和秀润之能事,为新安派画中的精品,构图茂密饱满,人物分布,几无隙地,而数寸之中,俨然有寻丈之势,当亦出于名家之笔”。尽管有些图画的线条因年代久远,保存不善,已漫漶失真,难见庐山真面目,但大部分还完好如初。西门庆与李瓶儿所玩的骨牌,32扇为一副;陈老莲的水浒叶子酒牌画,流传下来的是40幅。显然不同的酒牌,其张(枚)数是不同的。酣酣斋酒牌多少枚为一副,不得而知,西谛所藏者为册页,究竟多少张(枚)为一副,还有待专家研究,很可能是一残卷。

宋人陈洪绶留下的《水浒叶子》,是一笔关于酒文化的著名遗产。如今酒牌仍在民间流行。

此酣酣斋酒牌之制,虽然为掌中之作,且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中间,但她作为市井经济萌芽与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其艺术上的成就,颇值得我辈所珍视。

北京白酒的源流,其源流亦甚久远。但研究似嫌不够。牛栏山酒的酿造技艺,今已进入了“非遗”名录。我找到一则文献记载,大致可认为是牛酒或京酒的先祖。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博物专刊》 2011年9月8日

谢肇淛《五杂俎》卷之十一《物部三》有云:“京师之烧刀,舆隶之纯绵也,然其性凶憯,不啻无刃之斧斤。大内之造酒,阉竖之菽粟也,而其品猥凡,仅当不膻之酥酪羊羔。以脂入酿,呷麻以口为手,几无夷矣。此又仪狄之罪人也。”

“烧刀”就是老百姓说的“烧酒”。谢说,既讲了“烧刀”的特点(与南方酒的不同),又讲了京师地处汉族与北方少数渔民组文化交汇之地,最后把“烧刀”与中华古酒之女神仪狄挂起钩来。绝妙。

2010年12月25日于顺义牛栏山

附:旧作——《趣说水浒叶子》

趣说水浒叶子

刘锡诚

对于酒徒来说,饮酒无疑是一种人生乐趣。但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称为酒徒的。一般说来,只有那些文学修养很高而又精通饮酒之道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作酒徒。明代公安派诗人袁宏道曾在《觞政》里说,酒徒之选,十有二款:“于词而不佞者;柔于气而不靡者;无物为令而不涉重者;令行而四座踊跃飞动者;闻令即解不再问者;善雅謔者;持曲爵不分愬者;当杯不议酒者;飞斝腾觚而仪不愆者;宁酣沉而不倾泼者;分题能赋者;不胜杯勺而长夜兴勃勃者。”在古代,被称为酒徒者,并非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种狂饮烂醉、耍泼无赖之辈,而是品格和修养都颇高的人。

古谓饮酒有五种类型:一曰户饮,二曰气饮,三曰趣饮,四曰才饮,五曰神饮。户饮者,角觥兕。气饮者,角六博局戏。趣饮者,角谭锋。才饮者,角诗赋乐府。神饮者,角尽累。气饮也好,才饮也好,凡聚宴饮酒,一般都要设一个行令官,古代叫录事者;也要行酒令。在欢宴中,录事按酒令行事。酒令给饮宴增加了几分文化情趣。古典小说《金瓶梅》和《红楼梦》里,对这种饮酒行令的场面多有描写。

酒令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在我国有十分久远的传统。据记载,唐朝就有酒令盛行于世了。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江苏丹徒发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骨牌酒令筹实物,是晚唐时代的文人们饮酒行令用的。骨牌呈长条形,一头尖,每牌刻有一句《论语》上的格言,文末刻有酒令;酒令分自饮、劝饮、处(罚)、放四种。五代以至宋元,酒令依然盛行。各家自制酒令,往往独出心裁,引入上下古今许多掌故。譬如著名的《安雅堂酒令》之八“张旭草圣”:“三杯草圣传,云烟惊落纸。脱帽濡其首,既醉犹不已。/作写字状。饮一杯后,脱巾再饮一杯。以须发蘸酒,以头作写字状。饮一杯。”抽着这枚酒令筹者,就要模仿草圣张旭写字的样子。

在骨牌之外,唐代还有一种叫“叶子”的纸牌,也在皇亲国戚小范围内流行。《宋史·昌公主传》:“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据记载,到明代万历年间,这种纸牌开始在饮宴中流行起来。纸牌类似我们今天的纸牌,在牌面上有画家作的人物版画和题铭,也有酒令,使用起来较为方便。从记载中看到,有“昆山酒牌”之名,但未见其图。由徽派画家作画、酣酣斋出品的“酣酣斋酒牌”,笔者已在《酒牌残图有文章》一文里谈过,其图多为历史上的酒徒的轶闻佚事。此外,还有明末著名画家陈洪绶画、黄氏刻工刻版的“水浒叶子”和“博古叶子”两种纸牌通行于世。

陈洪绶所绘“水浒叶子”纸牌图,每张牌上画一水浒人物,共画40幅,集为《陈章侯水浒叶子》一册。《水浒传》里的重要英雄,无不包罗以尽。如“黑旋风李逵”牌,其标的钱数为九十万贯,其题款是:“杀四事奚足(?)闻悔不杀封使君”,酒令是:“性柔者饮”。“九纹龙史进”牌,其标的钱数为八十万贯,其题款是:“众人此顾杀吾意独怜才”,酒令是“饮文锈者”。“双鞭呼延灼”牌,其标的钱数为二十万贯,其题款是:“将门之子执鞭令史”,其酒令是:“饮左右席”。“水浒叶子”的人物,画得个性鲜明而突出,富有动感和激情,笔墨传神,别具一格。同时代人汪念祖《引》在谈到其人物描绘时赞曰:“(所绘人物)颊上生气,眉尖火出,一毫一发,凭意撰造,无不令观者为之骇目损心。”

我们今天见到的陈洪绶绘“水浒叶子”,有当代藏书家郑振铎和李一氓的两种刻本的影印本。其刻工,郑本留有“黄肇初刻”字样,李本留有“徽州黄君蒨刻”字样。美术史家李之檀认为,黄君初刻本大约要比黄肇初本早25年。(见《中国美术通史》第五卷第274页)

关于“叶子”一词的来历和“叶子格”的兴衰,说来也颇有趣。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叶子戏》说:“唐人宴聚盛传叶子格。袁文谓,此唐之讖也。‘葉子’二字,拆其字上半乃廿世字,余木字凑下子字作李字,乃是廿世李,正合有唐二十帝之数。马令《南唐书》:李后主妃冉氏又编金叶子格,即今之纸牌也。《辽史》称为叶格,见第三卷。则纸牌之戏,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浒》人分配者,盖沿其式而易其名耳。”水浒叶子源自唐代叶子,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作为一种绘画形式,到明代流入民间,渐入雅俗共赏之境界,艺术上也达到了顶峰。后来逐渐衰落,到现代几近失传。古代饮宴行令,大多是饮者自唱自舞,后官僚文人和官场饮宴中,则发展了饮者欣赏优伶的歌舞表演,走上了一条邪路。如今盛行于一些酒吧和野肆中的那种陪酒淫乐和猜拳行令的场景,与“叶子”艺术的时代相比,其文化内涵似已流失殆尽,实在令人感到无奈。

利斯人网址,写于2000年4月21日

(原载《湘泉之友》2000年8月30日;《今晚报》2000年7月25日)

酒牌残图有文章

刘锡诚

偶见郑振铎先生印行的《酣酣斋酒牌》一册,共收录明代酒牌画47幅。郑先生在此酒牌册页的前面留下一段说明:“路工于安徽屯溪得明酣酣斋制酒牌一册,予甚羡之。这次他又到那个地方去,又得到这个酒牌一册,乃归予,殊感之。酒牌之制,为时颇古,明人尤尚之,陈老莲水浒、博古二牌传遍天下。此册是明万历末刻,所镌亦出新安黄氏手,较老莲二牌犹早数十年也。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西谛”。当时郑振铎先生在文化部任文物局长,又兼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路工先生时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主任,于1957年1月起受聘担任文化部访书专员,就在郑先生的领导之下到全国各地访书,为国家搜寻了许多藏之名山的珍贵古籍。当然他自己也买了不少好书。1958年春到1959年夏,笔者曾陪他在江南一带走过不少书肆,寻访到许多好书。这时期,他一边访书,一边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上开专栏,连载“访书见闻”,到60年代结集为一本《访书见闻录》出版,送了我一本留念。在黄山脚下屯溪镇购得的这本酣酣斋酒牌刻本,就是他访书生涯中的所得之一。

正如郑先生所说,酒牌之制,为时颇古。但现在的人多没有见过,更谈不上会玩了,知道一点皮毛的,也大半是从小说中得来的。明代小说《金瓶梅》第十六回《西门庆谋财娶妇应伯爵庆喜追欢》里写道:“李瓶儿同西门庆猜枚。吃了一回,又拿一副三十二扇象牙牌儿,桌上铺茜红苫条,两个灯下抹牌饮酒。”西门庆和李瓶儿“两个看牌,拿大钟饮酒。”从这段描写里,我们知道,西门庆和李瓶儿所抹之酒牌系象牙骨牌,而且此牌为32扇为一副,抹牌饮酒,显然酒牌是行酒令时的一种形式。

酣酣斋的酒牌是刻在木板上而且印成了册页的。每个酒牌刻绘一图,“图中所绘,大都是放旷多才的酒徒,如孔融、嵇康、刘伶、阮籍、陶潜、贺知章、郑虔、张旭、石曼卿等,而以李白冠其首。”(《跋》)每一牌上,以一个饮酒名士的事迹,构思一组人物画面,附有一段文字图说,并在牌的顶部标明该牌所代表的钱两数额。如第一枚酒牌,画面上画的是酒仙李白和当朝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图说为:“李白每醉,为文章未尝少差。玄宗召之,为降辇步迎,时白已醉,乃以水頮(hui)面。入见,醉不能登,上命力士掖之。其受宠眷如此人,号之曰醉圣。/自饮大杯,合席小杯,说时令诗一句。”牌之顶部标明“无量数”。又如次一级的“万万贯”牌,所绘为嵇康等竹林七贤图,图说为:“稽(嵇)康为人,昂昂若孤松之独立,其醉犹如玉山之将颓,常与刘阮诸贤以饮酒放达为务。故号为竹林七贤。/邀七客同饮。”依次下来,画有贺知章的酒牌为“七十万贯”,其图象为贺知章作骑马饮酒之状。图说云:“贺知章,官权(秘)书监,号四明狂客,一见李白即解金龟换酒,固(故)结为饮中八仙。杜诗云:骑马似乘船者,盖状其醉态耳。架马者饮。”孔融酒牌为“十万贯”,其画面所绘极富情趣。孔融斜卧于坐榻之上,二子偷饮。其图说云:“孔融好客□(偕)饮。常曰:‘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有二子,长六岁,次五岁。融昼眠,次子盗饮,长曰:‘何以不拜?’次曰:‘偷哪得行礼乎?’后二子皆贵显,信有家传。/父子兄弟饮。”石曼卿酒牌为“五万贯”,其图绘与图说,也令人捧腹:“石曼卿为集贤校理,醉而微行,为街司所录(掳),谓其三馆仆人,杖而遣之去,复坠马,吏扶掖之上,无愠色,但曰:赖我是石学士,若瓦学士,岂不破碎乎?/觞歌坐并出席者。”总之,每一个酒牌都画有一个著名饮酒之徒的轶闻佚事。文字虽略显粗疏不雅,但画面却剪裁得当,趣味盎然。看来是在饮宴时,席上饮者抹到什么酒牌,就按酒牌上所示罚而饮酒:或抹牌者饮大钟,合席饮小钟;或合席一起饮;或由抹牌者任举一客,掷“喜相逢”二次为戏;或自饮一小杯,强人者饮一大杯,左歌右唱。不一而足。

“酣酣斋”出品的这些酒牌图绘,出自新安县刻工黄应绅之手。据编者所撰书跋推论:“黄氏是新安刻工名家,据现在所知,万历间新安汪氏环翠堂刊行的《环翠堂园景图》,刻工为黄应组,与黄应绅当为兄弟行。又万历三十三年刻本《程氏墨苑》为黄应泰镌;万历三十五年刻本《状元图考》为黄应瑞镌,他们和黄应绅均以‘应’字排行,大约也是同族较远的兄弟行。据此推断,则《酣酣斋酒牌》刊于万历年间,殆无疑义。”酒牌所选之著名酒徒及其轶闻佚事,甚至包括在朝廷作过高官、举荐过李白到朝廷里当待诏翰林的贺知章等,实足反映了明代中叶之后士大夫阶层中狂放不羁、蔑视礼法的趋势,和追求思想解放的时代风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图绘原来可能是刻在象牙骨牌上的,而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图绘,却是刻成木板并印在纸册上的。也许这些酒牌原本就并不是骨牌,而是纸牌吧。从其所刻之图画及其含义来看,也与《金瓶梅》里西门庆与李瓶儿所玩之牌有所不同。鉴于《金瓶梅》里所写的骨牌,多为闺阁中人饮酒行令时用,故尔有研究者认为,明代的“骨牌以闺阁为多”。就新安酣酣斋的印本酒牌而言,此论也不尽然。而从绘画艺术上来说,确如《跋》作者所说:“刻工极尽柔和秀润之能事,为新安派画中的精品,构图茂密饱满,人物分布,几无隙地,而数寸之中,俨然有寻丈之势,当亦出于名家之笔”。尽管有些图画的线条因年代久远,保存不善,已漫漶失真,难见庐山真面目,但大部分还完好如初。西门庆与李瓶儿所玩的骨牌,32扇为一副;陈老莲的水浒叶子酒牌画,流传下来的是40幅。显然不同的酒牌,其张(枚)数是不同的。酣酣斋酒牌多少枚为一副,不得而知,西谛所藏者为册页,究竟多少张(枚)为一副,还有待专家研究,很可能是一残卷。

明代新安画派源远流长,成就斐然,不愧是中华文化的一份重要遗产。此酣酣斋酒牌之制,虽然为掌中之作,且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中间,但她作为市井经济萌芽与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其艺术上的成就,颇值得我辈所珍视。

2000年4月21日

(原载《文汇报》2000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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