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考古需走向深层,讲座纪要

在前不久举行的“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举办了3场公众考古学讲座,来自英国、墨西哥等国的考古大家与公众面对面,介绍国外考古发现和相关知识。令很多中外学者都感到惊讶的是,这种专业性较强的讲座场场爆满,名额早在半个月前就全部预订完毕。公众与作为专业学术的考古学距离越来越近。

2018年12月5日,本年度考古学文博系列讲座第17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乔玉副研究员根据其多年从事公共考古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经历,为我们带来了题为《公共考古与当今社会发展》的讲座。

现代考古学自上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随着国家的命运几经坎坷,经过90多年的发展,考古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方法手段丰富,成果也相应增加。新世纪后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可以说考古学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机。其中一个具体表现,便是社会对考古学的关注度日益增强。

公众考古顾名思义就是面向公众的考古学,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吉姆于1972年出版的《公共考古学》一书中提出,并探讨了考古学与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在内的不同社会元素之间通过协作方式保护历史资源的构想。乔玉老师认为,我国的公共考古研究仍处于学习阶段,目前国内的多种实践表明,公共考古学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考古学文化的科普;二是把考古工作当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探究其与政府其他公共事务的关系。根据这两个层面,乔玉老师为我们带来了她对公共考古学的解读。

我25年前曾在日本留学,那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日本考古学深入人心:公众兴趣浓厚,媒体播出很多相关节目,尤其是很多考古学的权威大家致力于考古成果介绍和考古学普及。与之相对比,当时在中国,只有少量年轻学者做一些普及工作。考古学被认为是比较冷门的艰深学科,专业性强,有些考古报告连文献历史学的同行都很难看懂。学者们在象牙塔里,跟大众联系很少,所秉持的理念是做好研究,对宣传普及不热心,敬而远之。同时,老百姓对考古也很不了解。1979年我在河北农村参加考古实习,到当地的供销社买手套等考古用品,开发票时店员把“考古队”写成了“考骨队”,大概觉得考古就是挖坟掘墓的。

中国的公共考古活动在中国考古学发端伊始就开始了,国内学者对公共考古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向公众宣传考古成果其实是中国考古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发掘后就做过公众演讲。苏秉琦先生也曾大力倡导考古学走出象牙塔,他是重要的公众考古践行者,他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被选作1988年全国高考语文阅读题;《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以通俗的话语总结了他毕生的研究成果,苏先生称此书为“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家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向公众宣传学科文化,考古类书籍不再局限于专业性强的发掘报告,而是以更通俗的语言表达形式,诙谐幽默的漫画等作品成为公众日常阅读的选择。一些公共考古研究机构的设置和会议的召开也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公共考古的发展。

时光荏苒,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公众文化需求增加,公众考古的热潮开始形成,电视直播、纪录片、讲座……公众通过各种方式关注考古,获得考古知识。作为学者,我非常欣慰能看到长久以来的期望变成现实。在学界,对于公众考古的理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考古学家有社会责任,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有责任宣传普及考古知识,参加文化遗产保护,重视历史经验对当代发展及未来走向的影响。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起了公共考古学论坛,六届中国公共考古学论坛见证了我国公共考古的发展历程。参与公共考古论坛的人员,从博物馆、专业网站期刊等从业人员逐渐扩展至从事一线田野发掘的研究所、高校师生等,人员组成多样化。论坛主题多元化,涉及公共考古实践活动、公共考古与社会发展研讨以及新媒体运营、文创产品等方面。

目前,对于向公众普及考古学知识,已经有了一些实践经验,如社科院考古所在2008年成立公共考古研究中心,举行系列展览,拍电视专题片,访谈老学者,挖掘考古发现背后鲜为人知的过程和故事等等。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方式,如让公众参与到考古发掘过程中。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对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将更严谨扎实的成果和更通俗易懂的方式有机结合,做到雅俗共赏。众所周知,在人文社科领域,考古学是专业性最强、最严谨的学科之一,我们常说的行话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把握才能发表观点。而公众的考古知识有限,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一些误解,这就需要学者们在普及考古知识时,不能停留在表面,要深入分析,把过程和问题说明白,让公众有更清晰的认识。

乔玉老师认为,进行公共考古的受众群体不仅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公众”,还包括学者和国家行政人员。这些群体都需要大众化、通俗化的考古学。对其他学科的学者而言,只有深度理解考古学科的研究成果,才能发挥各学科的优势,对考古学进行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和交流,更深层次地延续考古学研究。对行政人员来说,只有深度理解了考古学的内涵,正确评估其价值,才能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关考古学研究、博物馆建设、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条例。而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对考古文博事业的发展以及公众对考古学的认识和文化遗产保护程度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考古文博事业的开展及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和保障。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公众考古并非只是普及和提高考古知识这么简单。整个社会的考古热、收藏热等背后存在的动机复杂多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投资和财产增值的需求。在我们看来,这还没有领悟到文物收藏的真意所在。文物最珍贵的价值是其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信息,大量信息的凝聚使我们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历史文化价值是不可以简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所以,公众考古的深层是文化传承,重点在于历史文化价值的解析与认知。

对公众而言,考古学研究成果是追根溯源、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基础,是民族、国家的精神文化食粮。通过开展公共考古活动向社会公众宣传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对于提高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作为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我们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衣食住行等都是历经成千上万年一步步演变而来,有史可循。考古的每一个发现成果都可以让国人更直接、清晰、深刻地了解辉煌的中华文明,这种文化传承的维系增强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所以,考古学家应该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引导公众认识考古的历史文化价值,让他们知道,文物不是商品,而是中华文明的实物见证,由此产生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更加呵护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对于这一点,学界和公众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公众考古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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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来源:人民政协网)

讲座现场

随后乔玉老师通过对“中国考古网”官方新浪微博平台相关数据,分析公共考古的受众、公众需要什么样的公共考古学、什么样的考古内容更吸引公众。由此阐释公共考古学的第一个层面的涵义——公共考古学的科普。

目前的公共考古活动形式已经颇为丰富,有主题讲座、模拟考古、考古探险、考古夏令营、摄影比赛、考古文博知识竞赛、动漫图说、专题电视片和各种文创产品等等。宣传平台既有纸质媒体,也有网站、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还有“十大考古发现”和“中国公共考古论坛”这样的主题活动。这些活动在形式上虽然丰富,但也难免雷同,是否还可以走得更远?比起形式来,公共考古在内容方面,提升的空间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内容提升的关键是要以坚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在内容上创新和深入,所谓“大雅才能大俗”。乔玉老师还通过两个实例进行佐证。

对公共考古第二个层面涵义的阐述,即考古工作是公共事务的一部分,其与政府主持的其他公众事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直接的现象就是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关系。公共考古与当今社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考古成果是城市乃至国家建设必不可少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乔老师首先从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了目前公共考古发展的大好环境。并以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贵州论坛上设置的独具特色的“城市考古”、“洞穴考古”、“西南民族考古”等专题研讨为例,阐释了考古发掘与城市基本建设、考古与城市规划的关系,文化遗产在保护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传承,以及考古为城市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遗产在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方面的作用。

利斯人网址,与西方相比我国公共考古学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公众进行宣传的力度仍有欠缺,尤其在遗存丰富的偏远地区时往往忽略了当地居民的需求。面对公众,考古学家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复原已经发生的过去,还必须解释历史是如何发展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在哪里,如何呈现这种意义,这种意义能为当今的民众提供什么。这种种问题的解答正是中国公共考古学的核心所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庞大的公益事业,社会公众才是进行考古成果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缺少了公众的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将无从谈起,这是我们当代考古学家必须及时面对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考古任重而道远。

同学们对乔玉老师内容丰富的讲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结合自身的学习经历,以中国考古网微博运营模式,公共考古学传播,考古学与公共考古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积极向乔玉老师提问。乔老师一一解答,大家受益匪浅。

(图文转自:“首师大考古”微信公众号)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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